由 生意人常说，商场如战场，其实危言耸听，输了不过舍财而已，不至于要命。何为战场？明枪暗箭、血流成河、你死我活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封建时代官场的性质应更接近于战场。为官者，讨饭于帝王家，讲的是政治，操的是谋略，尔若虞，我就诈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把你整下去，然后再踩着你的身体往上爬一爬，不是跟你有仇，而是你挡了升官发财的道。
以南宋百余年的官场斗争史为例，虽没有达到明代那样腥风血雨、残酷搏杀的程度，但官场中互相下套、争权逐利、乃至于倒霉蛋层出，经常挨贬遭罢的例子，比比皆是。若不信，翻开《宋史》看看，哪一个官员没有去偏远山区“扶贫”过？哪一个官员没有被强制或因故自请赋闲的经历？千古一奸秦桧，牛不牛？赵构身边最红的牛人，还不是照样被人排挤，在家“饱食终日”达七年之久。
文化属性这个东西，非人力可以改变；能够改变这种属性的，当不是凡人。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就是“不是凡人”中的一个，他依靠“刺猬法则”，以洞察力为矛，以穿透力作盾，游刃有余地改变着这种文化属性，纵横官场三十余年，官拜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领资政殿大学士衔安然致仕，这在南宋政坛上是不多见的。
一，初入官场的七年之痒。
范成大，字致能，号石湖居士，吴郡（今苏州吴县）人。父早亡，与寡母相依为命（眼熟，历史上的名臣多如此），家境贫寒，曾感叹：“若有一廛供闭户，肯将篾舫换柴扉”。绍兴二十四年（1154）擢进士第，年二十八岁，授户曹，监和剂局，步入官场。
户曹是个刚刚入流的芝麻官，相当于行政系统的一个户籍办事员；倒是和剂局主管这个职位有些意思。南宋政府的和剂局，属太府寺该管，专门配置药品拿出去卖，有些国营制药厂的性质。如今流传下来的和剂局药方很多，也很有名。范成大到和剂局当头儿，显然属于外行领导内行，或者说明朝廷搞分配时太不讲究专业对口了。
虽然工作不怎么称心如意，但范成大干得挺欢，一干就干了七年，不懂制药没关系，他把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人事和业务管理上，做了不少实事，让上司很满意。也正是这如同蛰伏、毫不起眼的七年，让范成大躲过了“新兵蛋子进军营--挨整”的官场潜规则，他以一个“旁观者”的实习生身份，亲眼目睹了官场中群奸当道、群魔乱舞的怪相，总结经验，吸取教训，完成了必备的官场历练和热身。从此，南宋政坛上多了一位“刺猬官”。
我们知道，刺猬和刺头的根本区别在于：刺猬拥有穿透性的洞察力，能够看透复杂事物并且识别其中隐藏的模式，即注重本质，而忽略其它（比如不会主动去刺人）；而刺头呢？是属于遇事刁难、不太好对付的人，以吵闹、挑刺为能事，不重本质，流于表象。
老实说，作为领导人，可能都不会喜欢刺猬和刺头这两种下属。但赵炎以为，领导人一般都不是傻瓜，他们很快就会认识到，前者非但对自己无害，更重要的是，前者属于能干的下属，可为领导获取很不错的政绩，而后者只会胡搅蛮缠找麻烦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谁可用，谁不可用，也就昭然若揭了。
二，刺猬法则的小测验。
隆兴元年，高宗去世，孝宗即位，范成大蛰伏期满，迁秘书省正字。看似一个普通的文字校对，职位不显要，却接近权力中心了。在南宋，秘书省“典尚书奏事”，绝对是皇帝的近臣，升迁很快。因此，范成大在短短两年里，累迁著作佐郎，除吏部郎官（相当于处级干部了）。历史无数次证明，越接近权力中心，往往也越接近漩涡的中心，危机四伏，无处不在。
范成大也未能幸免，“言者论其超躐，罢，奉祠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有御史台的官员上表弹劾，说范成大日常不注重仪表，穿衣戴帽，超级的邋里邋遢，还不讲卫生，给咱们这些做官的丢脸，于是，上级下令，范成大下岗（奉祠，是南宋官场特色，指只拿工资不上班）。
这个罪名很搞笑，好像一个员工因上班未穿职业装，被老板勒令停职一样。今天我们来分析范成大的这次“坎坷”，显得疑窦丛生。首先，范成大绝非是一个邋遢之人；其次，按宋代官制，官员不重仪表，属于小节，最多被上司申斥，不至于罢官；其三，御史台此举很儿戏，当时正值隆兴北伐，前方激战正酣，有多少军国大事要做，怎么会揪住一个普通官员的生活小节不放？
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范成大是在故意装邋遢。有所为者，实在是不可为，想做点事，但人微言轻，区区郎官，谁会听你慷慨陈词？有所不为者，其实也是有所为，食君禄，分君忧，事关士大夫操守。说起来有点绕，但很容易理解。此时如果跳出来，非但不能为国效力，还会被宰相与枢密使等当权者认为是刺头，那么，就不如暂时休眠，等待隆兴北伐的结果，无论成败，都得需要人去善后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自己报效朝廷的机会也就来了。
装邋遢，故意授人以柄，有三个好处。一是迎合了部分红眼病患者“揪小辫子”的需求，这叫避重就轻，这么休眠，代价小；二是邋遢乃小节，无关自己的人品、道德及操守，构不成历史污点；三是通过装邋遢下岗，完成了“距离”设定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刺猬法则的核心，就在于合适的距离。有个寓言说，两只刺猬想抱在一起取暖，开始的时候距离很近，双方均被对方刺伤，后来经过磨合，寻找到了合适的距离，既取了暖，又不伤及对方。现实官场中，跟上司与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可以赢得不献媚、不拉山头的好名声，甚至于可以有效规避行贿受贿的攻击。
这一次的理论小测验，范成大为自己打了满分，回到老家写了不少田园诗，比如在《风止》中这样描写自己的思路：“收尽狂飚卷尽云，一竿晴日晓光新。柳魂花魄都无恙，依旧商量好作春”。将满身的刺有卷缩起来，等待“春天”的到来。
三，调节距离的弹性。
乾道三年，范成大等待的“春天”终于来了。这几年的休眠，范成大写了大量的诗词，并传遍大江南北，引起了宋孝宗的注意，他跟宰相王淮询问范成大的事情，王淮如实奏报，孝宗乐了，言曰“轻率”，遂亲自诏令吏部着急启用，做处州知州，还召见了范成大（陛对）。领袖垂青，对范成大而言，是个千载难逢的展示才略的机会，他当场侃侃而言，“论力之所及者三，曰日力，曰国力，曰人力，今尽以虚文耗之，上嘉纳”。此番宏论，有理有据，不媚上，敢直言，给孝宗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我们再来分析其中的诀窍，一是保持了刺猬的本色：带刺；二是对事不对人，巧妙地把握了距离和分寸；三是不拾人牙慧，有主见，有创见，彰显了洞察力；四是赢得皇帝好感，穿透性强。
当时的处州，麻烦事不少，老百姓为了逃避官府分派的不合理劳役，纷纷“嚣讼”（不惜打官司）。范成大到任之后，成立“义役”，类似于今天的志愿者，不强迫老百姓服劳役，还责令有钱的家庭“输金买田”，资助志愿者们，并形成制度，“甲乙轮第至二十年，民便之”。也即大家轮流做志愿者，不耽误农忙，所以，老百姓感觉很方便，遂“息讼”。这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刺猬法则的施政实战，运用到管理实践中，就叫“疏者密之，密者疏之”，团结了老百姓，打击了富豪士绅，什么叫成功之道？这就是。
范成大把在处州的成功经验，主动如实的报告孝宗，孝宗皇帝再一次被范成大折服了，“诏颁其法于诸路”，号召全国各地学习推广这种做法。并将范成大调入京城，做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，这个官不简单，礼部员外郎在侍郎之下，相当于厅级，但崇政殿说书则非同小可，等于给皇帝当政令解说员兼顾问，比御史台的言官更有发言权。
有一次，孝宗颁布乾道《令》，“以绢计脏，估价轻而论罪重”，并向范成大咨询其中利弊。范成大直言不讳奏曰：“承平时绢匹不及千钱，而估价过倍。绍兴初年递增五分，为钱三千足。今绢实贵，当倍时直。”这涉及犯罪经济学里的一个“倍增”规律，好比一个小偷在不同时期偷东西，有的时候，给小偷量刑，一千块钱够判一年，有的时候呢，三千块钱才够判一年，如果不按照当时物价水平来量刑，显然不合理。这让孝宗大为惊讶，曰：“是陷民深文。”遂增为四千，而刑轻矣。范成大洞察时事的能力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乾道六年（公元1170年），因为隆兴北伐的失败，双方开始议和。金国提出划淮河为界，让南宋以“侄儿”的身份卑事金国；南宋则想以“祈请”的方式收拾失去的河山与尊严。为此，谁堪任“祈请国信使”赴金，就成为朝议的话题。因刚刚打了败仗，这个时候赴金，无疑是个危险差事，加上“祈请”的要求，金国肯定不会答应，所以，谁也不敢接。可是，范成大勇敢的接了，让孝宗很感动。“迁成大起居郎，假资政殿大学士”，携国书去金国。
从上述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范成大笃守的刺猬法则，总能找到一种合适的距离，显示出惊人的穿透性和弹性。刺猬法则的恰当距离，一旦得以划分，就需要通过判断与对方的关系来决定一种距离。但是，距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需要懂得如何调节距离的弹性，做到不近不远，不亲不疏，这需要一些技巧。范成大善于在不同情境中调节距离，使得空间距离凸显可变性，且具有一定的伸缩性。
四，张刺于金，声斐宇内。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动物世界》，刺猬在面对豹子的侵犯时，也会主动张刺吓唬豹子，而豹子也当真害怕。由此得出刺猬法则的另一个重要特点，那就是遇强则强，不畏强权，敢于因时因地因对手取势，从而赢得胜利。
在《宋史》里这样叙述范成大的使金之行：金迎使者慕成大名，至求巾帻效之。至燕山，密草奏，具言受书式，怀之入。初进国书，词气慷慨，金君臣方倾听，成大忽奏曰：“两朝既为叔侄，而受书礼未称，臣有疏。”搢笏出之。金主大骇，曰：“此岂献书处耶？”左右以笏标起之，成大屹不动，必欲书达。既而归馆所，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。成大之未起也，金庭纷然，太子欲杀成大，越王止之，竟得全节而归。
别小看这短短百余字，其精彩程度不亚于一个微型小说，把范成大的“刺猬”本色描写得活灵活现。
在刺猬法则中，社交距离是一个重要的元素，事关正常外交礼节，也事关对方心理底线，所以，约定俗成的规矩很多，比如谈判时，双方之间得间隔一张办公桌，等等。范成大对社交距离的洞察与机智把握，超乎我们的想象，他或近或远，或强行突入，或故意“违规”，视金国朝野如无人之境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虽然有些冒险，但勇气可嘉，为南宋朝廷保全了颜面，“全节而归”，所言不虚！
五，温暖与陌生的辩证法。
前文中提到，刺猬法则讲究一个合适的距离。但常识认为，如果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，势必会减少温暖感，增强陌生感。将这种法则运用到官场，同样会产生如此弊端。那么，范成大是如何既保持距离，又能保证温暖、弱化陌生感的呢？
顺利完成使金的使命，范成大当上中书舍人，成为“副部级”的中央大员。因唐代崔寔曾于中书舍人任上而仕途显达，所以，孝宗皇帝特地书写崔寔的《政论》赐给身边的辅政群臣，意思很明显：范成大将来必能跟崔寔媲美。孝宗此举分明是对成大的一种褒奖，但对范成大来说，苦心经营的距离感尽失，很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。
为改变这种因温暖感增强而可能招惹危险的不利局面，他当即奏曰：“御书《政论》，意在饬纲纪，振积敝。而近日大理议刑，递加一等，此非以严致平，乃酷也。”这叫借题发挥，把孝宗原本开玩笑的话题引向严肃的国家政务上，立刻平衡了距离感的奥秘。
宋孝宗也是聪明人，夸奖范成大明白事理（上称为知言）。并依然开玩笑说，唐代名臣张说如果生活在本朝，可以做签书枢密院事（副宰相），范成大也可以做这个工作（成大当制）。
不得不承认，孝宗皇帝英明！崔寔的结局不好，而张说却仕途顺利，这随口的一改，不但范成大感觉坦然，其他大臣也会心领神会。所以，在赵炎看来，是范成大的及时引导，才使得距离感依然，而与皇帝及同僚之间的温暖感并未丧失，弱化了陌生感。
同样的辩证法，范成大在知静江府时，也曾运用过，收效巨大。
静江府位于广西境内，盐商云集，盐是南宋政府高额税利的大头，但静江府的盐税，大部分被主管漕运的官员***了，以至于盐价大涨，官员向朝廷哭穷，希望朝廷减少静江府的配额。于是，朝廷进行改革，以“钞盐”代替配额，就是说，允许静江府不必向朝廷缴纳税盐，只上交同等数额的钱，这样一来，光运输费一项，静江府就省却不少。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那些主管官员还是继续***，不能及时把钱交给朝廷。
范成大上任后，对这一流弊很为气恼，上奏朝廷，建议说：“能裁抑漕司强取之数，以宽郡县，则科抑可禁”，孝宗答应了。说白了，就是使用铁腕，强行打击漕司强取豪夺之风，在确保政府税收的前提下，让更多的老百姓从中获益。此举依然不失为一种“平衡”策略，其效果在数年后得以显现。有一个广州盐商上书，希望朝廷取消“钞盐”，让更多的盐商参与贩卖，当时连宰相都同意了，但许多具体落实的衙门都拖着不动，还集体认为范成大的做法最合适，宰相没办法，只好拉到。
六，天府之行，功成名就。
四川制置使，是范成大外任中最大的一个职务，主管一个省的军政大事。凭借刺猬法则的运用，他把各种“距离策略”进行了科学的组合，拳拳出击，拳拳着力，有条不紊，使得四川一时“大治”。这一节，我们具体说说他如何妙用“公众距离”的，并穿插糅合其他。
什么叫公众距离？通俗地说，就是一个人在演讲，而其他人在听，之间的距离，就叫公众距离。其中的奥秘在于扫视多而注视少，高屋建瓴，纵横捭阖，动则大手笔，静则人心聚。范成大利用公众距离效应，对外，仅仅以战兵五千，就解决了西南诸边的纷扰，逐退吐蕃和奴儿结的联军入寇；对内，则利用反间计（重赏檄群蛮使相疑贰），清除了“通匪”的白水砦将王文才。扫视的速度，即代表快，快刀斩乱麻，安抚次之，这样，就把公众距离与社交距离融为一体了。
边患一除，就得治内。范成大治内的做法，可用八个字概括：聚拢人心，各安本职。体现在刺猬法则中，实际上是一种差异化的正确运用，对每个个人与群体，进行文化背景差异、社会地位差异、性格差异、隐私差异、容纳意识差异的区分，实现因人施用、因才而用，根子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尊重每一个人。比如，四川“北边旧有义士三万，本民兵也，监司、郡守杂役之，都统司又俾与大军更戍，成大力言其不可，诏遵旧法”。“蜀知名士孙松寿年六十余，樊汉广甫五十九，皆挂冠不仕，表其节，诏召之，皆不起，蜀士由是归心。凡人才可用者，悉致幕下，用所长，不拘小节，其杰然者露章荐之，往往显于朝，位至二府”。
在四川任满后，范成大回京，就任吏部尚书，拜参知政事。后短暂奉祠，起知明州，除端明殿学士，寻帅金陵。以病请闲，进资政殿学士，再领洞霄宫，绍熙三年，加大学士，四年薨。
在范成大三十余年的官场履历中，我始终没有发现他曾张刺于任何一个同僚，也没有就某件事向当事同僚发难过，更没有当面让皇帝下不来台，但自己的政见、主张，却基本上都得到了实现与推行，为国为民做了不少好事，这是其改变文化属性的结果，很值得我们去研究与思考。另外，范成大跟主和主战两派也均能求同存异、各安其事，尽管他骨子里是个坚决的主战派人士。
有些为官者，为了达到目的，往往不惜跟同僚撕破脸，甚至跟上司吵得脸红脖子粗的，是为蠢材，或谓刺头；做一个范成大式的刺猬官，把目的（本质）放在第一位，忽略其实并不重要的过程，才最高明。
刺猬法则，需要心胸和慧眼具开，你做到了吗？（赵炎)
以南宋百余年的官场斗争史为例，虽没有达到明代那样腥风血雨、残酷搏杀的程度，但官场中互相下套、争权逐利、乃至于倒霉蛋层出，经常挨贬遭罢的例子，比比皆是。若不信，翻开《宋史》看看，哪一个官员没有去偏远山区“扶贫”过？哪一个官员没有被强制或因故自请赋闲的经历？千古一奸秦桧，牛不牛？赵构身边最红的牛人，还不是照样被人排挤，在家“饱食终日”达七年之久。
文化属性这个东西，非人力可以改变；能够改变这种属性的，当不是凡人。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就是“不是凡人”中的一个，他依靠“刺猬法则”，以洞察力为矛，以穿透力作盾，游刃有余地改变着这种文化属性，纵横官场三十余年，官拜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领资政殿大学士衔安然致仕，这在南宋政坛上是不多见的。
一，初入官场的七年之痒。
范成大，字致能，号石湖居士，吴郡（今苏州吴县）人。父早亡，与寡母相依为命（眼熟，历史上的名臣多如此），家境贫寒，曾感叹：“若有一廛供闭户，肯将篾舫换柴扉”。绍兴二十四年（1154）擢进士第，年二十八岁，授户曹，监和剂局，步入官场。
户曹是个刚刚入流的芝麻官，相当于行政系统的一个户籍办事员；倒是和剂局主管这个职位有些意思。南宋政府的和剂局，属太府寺该管，专门配置药品拿出去卖，有些国营制药厂的性质。如今流传下来的和剂局药方很多，也很有名。范成大到和剂局当头儿，显然属于外行领导内行，或者说明朝廷搞分配时太不讲究专业对口了。
虽然工作不怎么称心如意，但范成大干得挺欢，一干就干了七年，不懂制药没关系，他把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人事和业务管理上，做了不少实事，让上司很满意。也正是这如同蛰伏、毫不起眼的七年，让范成大躲过了“新兵蛋子进军营--挨整”的官场潜规则，他以一个“旁观者”的实习生身份，亲眼目睹了官场中群奸当道、群魔乱舞的怪相，总结经验，吸取教训，完成了必备的官场历练和热身。从此，南宋政坛上多了一位“刺猬官”。
我们知道，刺猬和刺头的根本区别在于：刺猬拥有穿透性的洞察力，能够看透复杂事物并且识别其中隐藏的模式，即注重本质，而忽略其它（比如不会主动去刺人）；而刺头呢？是属于遇事刁难、不太好对付的人，以吵闹、挑刺为能事，不重本质，流于表象。
老实说，作为领导人，可能都不会喜欢刺猬和刺头这两种下属。但赵炎以为，领导人一般都不是傻瓜，他们很快就会认识到，前者非但对自己无害，更重要的是，前者属于能干的下属，可为领导获取很不错的政绩，而后者只会胡搅蛮缠找麻烦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谁可用，谁不可用，也就昭然若揭了。
二，刺猬法则的小测验。
隆兴元年，高宗去世，孝宗即位，范成大蛰伏期满，迁秘书省正字。看似一个普通的文字校对，职位不显要，却接近权力中心了。在南宋，秘书省“典尚书奏事”，绝对是皇帝的近臣，升迁很快。因此，范成大在短短两年里，累迁著作佐郎，除吏部郎官（相当于处级干部了）。历史无数次证明，越接近权力中心，往往也越接近漩涡的中心，危机四伏，无处不在。
范成大也未能幸免，“言者论其超躐，罢，奉祠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有御史台的官员上表弹劾，说范成大日常不注重仪表，穿衣戴帽，超级的邋里邋遢，还不讲卫生，给咱们这些做官的丢脸，于是，上级下令，范成大下岗（奉祠，是南宋官场特色，指只拿工资不上班）。
这个罪名很搞笑，好像一个员工因上班未穿职业装，被老板勒令停职一样。今天我们来分析范成大的这次“坎坷”，显得疑窦丛生。首先，范成大绝非是一个邋遢之人；其次，按宋代官制，官员不重仪表，属于小节，最多被上司申斥，不至于罢官；其三，御史台此举很儿戏，当时正值隆兴北伐，前方激战正酣，有多少军国大事要做，怎么会揪住一个普通官员的生活小节不放？
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范成大是在故意装邋遢。有所为者，实在是不可为，想做点事，但人微言轻，区区郎官，谁会听你慷慨陈词？有所不为者，其实也是有所为，食君禄，分君忧，事关士大夫操守。说起来有点绕，但很容易理解。此时如果跳出来，非但不能为国效力，还会被宰相与枢密使等当权者认为是刺头，那么，就不如暂时休眠，等待隆兴北伐的结果，无论成败，都得需要人去善后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自己报效朝廷的机会也就来了。
装邋遢，故意授人以柄，有三个好处。一是迎合了部分红眼病患者“揪小辫子”的需求，这叫避重就轻，这么休眠，代价小；二是邋遢乃小节，无关自己的人品、道德及操守，构不成历史污点；三是通过装邋遢下岗，完成了“距离”设定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刺猬法则的核心，就在于合适的距离。有个寓言说，两只刺猬想抱在一起取暖，开始的时候距离很近，双方均被对方刺伤，后来经过磨合，寻找到了合适的距离，既取了暖，又不伤及对方。现实官场中，跟上司与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可以赢得不献媚、不拉山头的好名声，甚至于可以有效规避行贿受贿的攻击。
这一次的理论小测验，范成大为自己打了满分，回到老家写了不少田园诗，比如在《风止》中这样描写自己的思路：“收尽狂飚卷尽云，一竿晴日晓光新。柳魂花魄都无恙，依旧商量好作春”。将满身的刺有卷缩起来，等待“春天”的到来。
三，调节距离的弹性。
乾道三年，范成大等待的“春天”终于来了。这几年的休眠，范成大写了大量的诗词，并传遍大江南北，引起了宋孝宗的注意，他跟宰相王淮询问范成大的事情，王淮如实奏报，孝宗乐了，言曰“轻率”，遂亲自诏令吏部着急启用，做处州知州，还召见了范成大（陛对）。领袖垂青，对范成大而言，是个千载难逢的展示才略的机会，他当场侃侃而言，“论力之所及者三，曰日力，曰国力，曰人力，今尽以虚文耗之，上嘉纳”。此番宏论，有理有据，不媚上，敢直言，给孝宗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我们再来分析其中的诀窍，一是保持了刺猬的本色：带刺；二是对事不对人，巧妙地把握了距离和分寸；三是不拾人牙慧，有主见，有创见，彰显了洞察力；四是赢得皇帝好感，穿透性强。
当时的处州，麻烦事不少，老百姓为了逃避官府分派的不合理劳役，纷纷“嚣讼”（不惜打官司）。范成大到任之后，成立“义役”，类似于今天的志愿者，不强迫老百姓服劳役，还责令有钱的家庭“输金买田”，资助志愿者们，并形成制度，“甲乙轮第至二十年，民便之”。也即大家轮流做志愿者，不耽误农忙，所以，老百姓感觉很方便，遂“息讼”。这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刺猬法则的施政实战，运用到管理实践中，就叫“疏者密之，密者疏之”，团结了老百姓，打击了富豪士绅，什么叫成功之道？这就是。
范成大把在处州的成功经验，主动如实的报告孝宗，孝宗皇帝再一次被范成大折服了，“诏颁其法于诸路”，号召全国各地学习推广这种做法。并将范成大调入京城，做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，这个官不简单，礼部员外郎在侍郎之下，相当于厅级，但崇政殿说书则非同小可，等于给皇帝当政令解说员兼顾问，比御史台的言官更有发言权。
有一次，孝宗颁布乾道《令》，“以绢计脏，估价轻而论罪重”，并向范成大咨询其中利弊。范成大直言不讳奏曰：“承平时绢匹不及千钱，而估价过倍。绍兴初年递增五分，为钱三千足。今绢实贵，当倍时直。”这涉及犯罪经济学里的一个“倍增”规律，好比一个小偷在不同时期偷东西，有的时候，给小偷量刑，一千块钱够判一年，有的时候呢，三千块钱才够判一年，如果不按照当时物价水平来量刑，显然不合理。这让孝宗大为惊讶，曰：“是陷民深文。”遂增为四千，而刑轻矣。范成大洞察时事的能力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乾道六年（公元1170年），因为隆兴北伐的失败，双方开始议和。金国提出划淮河为界，让南宋以“侄儿”的身份卑事金国；南宋则想以“祈请”的方式收拾失去的河山与尊严。为此，谁堪任“祈请国信使”赴金，就成为朝议的话题。因刚刚打了败仗，这个时候赴金，无疑是个危险差事，加上“祈请”的要求，金国肯定不会答应，所以，谁也不敢接。可是，范成大勇敢的接了，让孝宗很感动。“迁成大起居郎，假资政殿大学士”，携国书去金国。
从上述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范成大笃守的刺猬法则，总能找到一种合适的距离，显示出惊人的穿透性和弹性。刺猬法则的恰当距离，一旦得以划分，就需要通过判断与对方的关系来决定一种距离。但是，距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需要懂得如何调节距离的弹性，做到不近不远，不亲不疏，这需要一些技巧。范成大善于在不同情境中调节距离，使得空间距离凸显可变性，且具有一定的伸缩性。
四，张刺于金，声斐宇内。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动物世界》，刺猬在面对豹子的侵犯时，也会主动张刺吓唬豹子，而豹子也当真害怕。由此得出刺猬法则的另一个重要特点，那就是遇强则强，不畏强权，敢于因时因地因对手取势，从而赢得胜利。
在《宋史》里这样叙述范成大的使金之行：金迎使者慕成大名，至求巾帻效之。至燕山，密草奏，具言受书式，怀之入。初进国书，词气慷慨，金君臣方倾听，成大忽奏曰：“两朝既为叔侄，而受书礼未称，臣有疏。”搢笏出之。金主大骇，曰：“此岂献书处耶？”左右以笏标起之，成大屹不动，必欲书达。既而归馆所，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。成大之未起也，金庭纷然，太子欲杀成大，越王止之，竟得全节而归。
别小看这短短百余字，其精彩程度不亚于一个微型小说，把范成大的“刺猬”本色描写得活灵活现。
在刺猬法则中，社交距离是一个重要的元素，事关正常外交礼节，也事关对方心理底线，所以，约定俗成的规矩很多，比如谈判时，双方之间得间隔一张办公桌，等等。范成大对社交距离的洞察与机智把握，超乎我们的想象，他或近或远，或强行突入，或故意“违规”，视金国朝野如无人之境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虽然有些冒险，但勇气可嘉，为南宋朝廷保全了颜面，“全节而归”，所言不虚！
五，温暖与陌生的辩证法。
前文中提到，刺猬法则讲究一个合适的距离。但常识认为，如果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，势必会减少温暖感，增强陌生感。将这种法则运用到官场，同样会产生如此弊端。那么，范成大是如何既保持距离，又能保证温暖、弱化陌生感的呢？
顺利完成使金的使命，范成大当上中书舍人，成为“副部级”的中央大员。因唐代崔寔曾于中书舍人任上而仕途显达，所以，孝宗皇帝特地书写崔寔的《政论》赐给身边的辅政群臣，意思很明显：范成大将来必能跟崔寔媲美。孝宗此举分明是对成大的一种褒奖，但对范成大来说，苦心经营的距离感尽失，很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。
为改变这种因温暖感增强而可能招惹危险的不利局面，他当即奏曰：“御书《政论》，意在饬纲纪，振积敝。而近日大理议刑，递加一等，此非以严致平，乃酷也。”这叫借题发挥，把孝宗原本开玩笑的话题引向严肃的国家政务上，立刻平衡了距离感的奥秘。
宋孝宗也是聪明人，夸奖范成大明白事理（上称为知言）。并依然开玩笑说，唐代名臣张说如果生活在本朝，可以做签书枢密院事（副宰相），范成大也可以做这个工作（成大当制）。
不得不承认，孝宗皇帝英明！崔寔的结局不好，而张说却仕途顺利，这随口的一改，不但范成大感觉坦然，其他大臣也会心领神会。所以，在赵炎看来，是范成大的及时引导，才使得距离感依然，而与皇帝及同僚之间的温暖感并未丧失，弱化了陌生感。
同样的辩证法，范成大在知静江府时，也曾运用过，收效巨大。
静江府位于广西境内，盐商云集，盐是南宋政府高额税利的大头，但静江府的盐税，大部分被主管漕运的官员***了，以至于盐价大涨，官员向朝廷哭穷，希望朝廷减少静江府的配额。于是，朝廷进行改革，以“钞盐”代替配额，就是说，允许静江府不必向朝廷缴纳税盐，只上交同等数额的钱，这样一来，光运输费一项，静江府就省却不少。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那些主管官员还是继续***，不能及时把钱交给朝廷。
范成大上任后，对这一流弊很为气恼，上奏朝廷，建议说：“能裁抑漕司强取之数，以宽郡县，则科抑可禁”，孝宗答应了。说白了，就是使用铁腕，强行打击漕司强取豪夺之风，在确保政府税收的前提下，让更多的老百姓从中获益。此举依然不失为一种“平衡”策略，其效果在数年后得以显现。有一个广州盐商上书，希望朝廷取消“钞盐”，让更多的盐商参与贩卖，当时连宰相都同意了，但许多具体落实的衙门都拖着不动，还集体认为范成大的做法最合适，宰相没办法，只好拉到。
六，天府之行，功成名就。
四川制置使，是范成大外任中最大的一个职务，主管一个省的军政大事。凭借刺猬法则的运用，他把各种“距离策略”进行了科学的组合，拳拳出击，拳拳着力，有条不紊，使得四川一时“大治”。这一节，我们具体说说他如何妙用“公众距离”的，并穿插糅合其他。
什么叫公众距离？通俗地说，就是一个人在演讲，而其他人在听，之间的距离，就叫公众距离。其中的奥秘在于扫视多而注视少，高屋建瓴，纵横捭阖，动则大手笔，静则人心聚。范成大利用公众距离效应，对外，仅仅以战兵五千，就解决了西南诸边的纷扰，逐退吐蕃和奴儿结的联军入寇；对内，则利用反间计（重赏檄群蛮使相疑贰），清除了“通匪”的白水砦将王文才。扫视的速度，即代表快，快刀斩乱麻，安抚次之，这样，就把公众距离与社交距离融为一体了。
边患一除，就得治内。范成大治内的做法，可用八个字概括：聚拢人心，各安本职。体现在刺猬法则中，实际上是一种差异化的正确运用，对每个个人与群体，进行文化背景差异、社会地位差异、性格差异、隐私差异、容纳意识差异的区分，实现因人施用、因才而用，根子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尊重每一个人。比如，四川“北边旧有义士三万，本民兵也，监司、郡守杂役之，都统司又俾与大军更戍，成大力言其不可，诏遵旧法”。“蜀知名士孙松寿年六十余，樊汉广甫五十九，皆挂冠不仕，表其节，诏召之，皆不起，蜀士由是归心。凡人才可用者，悉致幕下，用所长，不拘小节，其杰然者露章荐之，往往显于朝，位至二府”。
在四川任满后，范成大回京，就任吏部尚书，拜参知政事。后短暂奉祠，起知明州，除端明殿学士，寻帅金陵。以病请闲，进资政殿学士，再领洞霄宫，绍熙三年，加大学士，四年薨。
在范成大三十余年的官场履历中，我始终没有发现他曾张刺于任何一个同僚，也没有就某件事向当事同僚发难过，更没有当面让皇帝下不来台，但自己的政见、主张，却基本上都得到了实现与推行，为国为民做了不少好事，这是其改变文化属性的结果，很值得我们去研究与思考。另外，范成大跟主和主战两派也均能求同存异、各安其事，尽管他骨子里是个坚决的主战派人士。
有些为官者，为了达到目的，往往不惜跟同僚撕破脸，甚至跟上司吵得脸红脖子粗的，是为蠢材，或谓刺头；做一个范成大式的刺猬官，把目的（本质）放在第一位，忽略其实并不重要的过程，才最高明。
刺猬法则，需要心胸和慧眼具开，你做到了吗？（赵炎)
